第三百零九章 本事
八十年代初期，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港城，因为制造业、地产、金融全面景气。
人均月薪已经比七十年代末翻了一倍，逾越一千五百元港币的大关。
相当于共和国官价二百七十元人民币，黑市价三百四十五元。
而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公民，美国人的平均月薪也接近一千美金。
相当于共和国官价一千八百九十三元，黑市价大约两千四百元人民币。
而反观我们共和国，首都的人均工资却仅有六十元而已。
哪怕是宋华桂和宁卫民这样绝对的外企贵族。
他们的收入能顶上好几个部长的工资，属于共和国顶尖儿的富人。
那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远远低于他们的法国同行。
甚至因为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福利体系，以及汇率的问题，收入差距反而拉得更大。
像皮尔·卡顿在法国聘用的商标代理部经理圣·布里斯先生，就是一个例子。
按理来说，这位专门负责替皮尔·卡顿管理商业授权合同的公司高管，在行政级别上跟宋华桂是平等的。
可单纯以月薪来说，恐怕共和国分公司从上到下所有员工加起来，才勉强抵得上人家一个人。
这样的现实，无疑是值得我们全体国人深感悲哀的。
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却不值得我们为之沮丧。
因为恰恰是这点，才让我们的共和国充满了无限商业潜力。
也是吸引皮尔·卡顿来到共和国寻求投资合作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经济落后的国家，就必然拥有更多的商业需求，而且也必然存在价值低估的产品。
那么找到这些价值洼地，就等于找到了利润。
我们必须承认，皮尔·卡顿这个法国服装设计大师，实在是个精明透顶的商人。
当西方世界的很多人把对共和国关注的目光，凝聚在我们如何喂饱十亿人民的肚子。
笑话我们的国家穷得叮当响，工业基础差距西方世界一百年，除了地下矿藏，毫无可取之处的时候。
这个法国老头就发现了共和国的廉价劳动力，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并且来付诸行动，马上利用这个国家的人口为自己的商业帝国创造效益。
于是别人看不见的资源，他看见了，也就发了财。
当然，我们恐怕不得不再说一句。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空里，如果有一个比皮尔·卡顿更了解共和国情况，也更精明的商人存在着，那就是宁卫民。
为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这小子资金实力虽然不济，面临的限制也远比皮尔·卡顿更多。
可他还是充分把人力资源的潜力都挖了出来，成为最早享受到我国人口红利唯一本土人士。
这还不够牛，不能说明问题吗？
首先，从获利方式上来讲。
拿廉价劳动力去改制便宜到手的库存服装，然后在国内卖高价的宁卫民。
显然就比把共和国生产的服装产品卖到西方国家，主要赚人工差价的皮尔卡顿更划算，也更高明一些。
因为宁卫民不但看到了，我国在住房、煤水电、食品、交通、医药、文教、劳务等生活支出方面。
老百姓的消费水平远比西方发达国家低得多，这些方面全都是被低估，忽视的。
相反，他也同样清楚，在高级奢侈品，家电、衣着、许多代表着先进生活和时尚的轻工产品上。
我们却因为技术水平落后，在被人家狠狠地剪着羊毛。
所以他是两头凑啊，上面就高的，下面压低了。
那比单纯吃一头的皮尔·卡顿，利润空间自然就高。
特别是凭借超越时代的审美和见识，拿现成的滞销货、瑕疵品做改进。
如果成功，那简直就是暴利中的暴利啊。
打个比方，宁卫民现在就想要赶在夏天来临前，拿库里款式老旧的连衣裙做个简单的修改。
具体说来，一是要把长袖变短袖。
二是翻领改圆领，鸡心领。
三是袖口、领口、裙边加异色滚边。
四再酌情看是否能加条腰带。
就这个年头国产服装缺乏设计的普遍现状而言。
这些细节的变化，其实并不难打动顾客。
那想想看吧，这等于是以两三折的制作成本，卖出比原有商品更高的价钱。
是几倍的厚利啊？
而所需要付出的呢？
无非是一点廉价的人工、水电、办公和租房成本罢了。
另外，更加关键的一点是。
想得再好，还得干得了才行。
不让你干也不行。
这年头对个体工商户雇请工人和发展规模的争议正是愈演愈烈的时候。
南方惊动全国的经济风波才刚刚过去。
最终结论虽未出台，可“七上八下”却已经成了一条界定私人雇工性质的铁线。
“八大王”为什么被查，不就是意识形态之争，个体经济规模仍然受到国家严格的控制吗？
这就是当年的商业环境特色，属于时代的特殊性。
所以按照实际情况来说，这年头，外商可以享受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国家自己人却不可以。这当然是一件很不公平，又让人很无奈的事儿。
但宁卫民，就恰恰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突破了这样的限制，成功达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之计。
通过合作的方式，让街道成立缝纫社，帮他管理工人一切事务。
实际上，等于是把缝纫社当招牌门面，顶在前面，宁卫民以此来抵挡工商税务。
同时把街道李主任和居委会的边大妈，又都变成了他的车间主任。
他还不给人家开工资，设备也需要人家去自己筹措。
可反过来，这二位还都得代表街道和居委会谢谢他。
瞧瞧这事儿闹得吧，宁卫民就跟狼吃兔子似的，但凡是他能占的便宜都得着了，丁点儿也没糟践。
把生意算计到了这份儿上难道还不是本事？
至于那些工人们，当然就更是血亏了。
没有固定工资，没有福利劳保，没有带薪假期。
却为了一句“上不封顶”的话，和做一件两三毛的加工费。
每天扔下家里的事儿，强忍疲惫来这里苦干。
即使她们要聊天，比较散漫。
可因为按件分配的制度，劳动效率也比国营厂的工人要好些啊。
这些人又哪儿会知道？
宁卫民照顾2号院的邻居们，把衣服一转手，一件就提五毛呢。
所以，像苏锦生怕缝纫社办着办着就不办了，纯属杞人忧天。
他感恩戴德，一心认定的大善人宁卫民，一样也被开业以来，缝纫社给他带来的丰厚收益给晃花了眼。
正乐得屁颠屁颠地精打细算，继续琢磨怎么从中刨出更多的利润来呢。
谁要是不让他干，他反而要咬人呢。
人均月薪已经比七十年代末翻了一倍，逾越一千五百元港币的大关。
相当于共和国官价二百七十元人民币，黑市价三百四十五元。
而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公民，美国人的平均月薪也接近一千美金。
相当于共和国官价一千八百九十三元，黑市价大约两千四百元人民币。
而反观我们共和国，首都的人均工资却仅有六十元而已。
哪怕是宋华桂和宁卫民这样绝对的外企贵族。
他们的收入能顶上好几个部长的工资，属于共和国顶尖儿的富人。
那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远远低于他们的法国同行。
甚至因为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福利体系，以及汇率的问题，收入差距反而拉得更大。
像皮尔·卡顿在法国聘用的商标代理部经理圣·布里斯先生，就是一个例子。
按理来说，这位专门负责替皮尔·卡顿管理商业授权合同的公司高管，在行政级别上跟宋华桂是平等的。
可单纯以月薪来说，恐怕共和国分公司从上到下所有员工加起来，才勉强抵得上人家一个人。
这样的现实，无疑是值得我们全体国人深感悲哀的。
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却不值得我们为之沮丧。
因为恰恰是这点，才让我们的共和国充满了无限商业潜力。
也是吸引皮尔·卡顿来到共和国寻求投资合作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经济落后的国家，就必然拥有更多的商业需求，而且也必然存在价值低估的产品。
那么找到这些价值洼地，就等于找到了利润。
我们必须承认，皮尔·卡顿这个法国服装设计大师，实在是个精明透顶的商人。
当西方世界的很多人把对共和国关注的目光，凝聚在我们如何喂饱十亿人民的肚子。
笑话我们的国家穷得叮当响，工业基础差距西方世界一百年，除了地下矿藏，毫无可取之处的时候。
这个法国老头就发现了共和国的廉价劳动力，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并且来付诸行动，马上利用这个国家的人口为自己的商业帝国创造效益。
于是别人看不见的资源，他看见了，也就发了财。
当然，我们恐怕不得不再说一句。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空里，如果有一个比皮尔·卡顿更了解共和国情况，也更精明的商人存在着，那就是宁卫民。
为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这小子资金实力虽然不济，面临的限制也远比皮尔·卡顿更多。
可他还是充分把人力资源的潜力都挖了出来，成为最早享受到我国人口红利唯一本土人士。
这还不够牛，不能说明问题吗？
首先，从获利方式上来讲。
拿廉价劳动力去改制便宜到手的库存服装，然后在国内卖高价的宁卫民。
显然就比把共和国生产的服装产品卖到西方国家，主要赚人工差价的皮尔卡顿更划算，也更高明一些。
因为宁卫民不但看到了，我国在住房、煤水电、食品、交通、医药、文教、劳务等生活支出方面。
老百姓的消费水平远比西方发达国家低得多，这些方面全都是被低估，忽视的。
相反，他也同样清楚，在高级奢侈品，家电、衣着、许多代表着先进生活和时尚的轻工产品上。
我们却因为技术水平落后，在被人家狠狠地剪着羊毛。
所以他是两头凑啊，上面就高的，下面压低了。
那比单纯吃一头的皮尔·卡顿，利润空间自然就高。
特别是凭借超越时代的审美和见识，拿现成的滞销货、瑕疵品做改进。
如果成功，那简直就是暴利中的暴利啊。
打个比方，宁卫民现在就想要赶在夏天来临前，拿库里款式老旧的连衣裙做个简单的修改。
具体说来，一是要把长袖变短袖。
二是翻领改圆领，鸡心领。
三是袖口、领口、裙边加异色滚边。
四再酌情看是否能加条腰带。
就这个年头国产服装缺乏设计的普遍现状而言。
这些细节的变化，其实并不难打动顾客。
那想想看吧，这等于是以两三折的制作成本，卖出比原有商品更高的价钱。
是几倍的厚利啊？
而所需要付出的呢？
无非是一点廉价的人工、水电、办公和租房成本罢了。
另外，更加关键的一点是。
想得再好，还得干得了才行。
不让你干也不行。
这年头对个体工商户雇请工人和发展规模的争议正是愈演愈烈的时候。
南方惊动全国的经济风波才刚刚过去。
最终结论虽未出台，可“七上八下”却已经成了一条界定私人雇工性质的铁线。
“八大王”为什么被查，不就是意识形态之争，个体经济规模仍然受到国家严格的控制吗？
这就是当年的商业环境特色，属于时代的特殊性。
所以按照实际情况来说，这年头，外商可以享受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国家自己人却不可以。这当然是一件很不公平，又让人很无奈的事儿。
但宁卫民，就恰恰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突破了这样的限制，成功达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之计。
通过合作的方式，让街道成立缝纫社，帮他管理工人一切事务。
实际上，等于是把缝纫社当招牌门面，顶在前面，宁卫民以此来抵挡工商税务。
同时把街道李主任和居委会的边大妈，又都变成了他的车间主任。
他还不给人家开工资，设备也需要人家去自己筹措。
可反过来，这二位还都得代表街道和居委会谢谢他。
瞧瞧这事儿闹得吧，宁卫民就跟狼吃兔子似的，但凡是他能占的便宜都得着了，丁点儿也没糟践。
把生意算计到了这份儿上难道还不是本事？
至于那些工人们，当然就更是血亏了。
没有固定工资，没有福利劳保，没有带薪假期。
却为了一句“上不封顶”的话，和做一件两三毛的加工费。
每天扔下家里的事儿，强忍疲惫来这里苦干。
即使她们要聊天，比较散漫。
可因为按件分配的制度，劳动效率也比国营厂的工人要好些啊。
这些人又哪儿会知道？
宁卫民照顾2号院的邻居们，把衣服一转手，一件就提五毛呢。
所以，像苏锦生怕缝纫社办着办着就不办了，纯属杞人忧天。
他感恩戴德，一心认定的大善人宁卫民，一样也被开业以来，缝纫社给他带来的丰厚收益给晃花了眼。
正乐得屁颠屁颠地精打细算，继续琢磨怎么从中刨出更多的利润来呢。
谁要是不让他干，他反而要咬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