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三章 讨主意
等到男方和女方差不多把过日子的东西都准备好。
再之后，也就到了筹措婚礼的阶段。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婚礼实际上比结婚证更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公示的行为。
要没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大家可不会认为新婚夫妻就是正式夫妻。
哪怕是物资极为匮乏，没有酒席，只能给来宾分点糖块和香烟的特殊时期。
哪怕是结婚提倡“不请假，不送礼，不铺张”，祝福最多送点生活用品的移风易俗年代。
也一定要举办这么个仪式，绝对不能缺少。
甚至就连家里的老人也不会允许已经领了结婚证，却没“办事”的一对新人住在一起。
这就是结婚仪式在我们国人心目中的位置。
那么可想而知，等到改革开放之后，当民生经济日益得到好转。
老百姓的婚礼，也必然一天比一天变得更隆重，重新讲究起排场来。
毕竟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无论男方女方，谁不愿意风光一回？
于是自然而然的，宴请得到了恢复，新人的衣装变得体面新潮，接亲的过程也越来越热闹。
唯有婚礼的仪式一直没怎么变样。
仍旧主婚人和领导讲话，新人给父母鞠躬，给来宾点烟敬酒的几个程序而已。
顶多最后再让年轻人们闹个洞房也就罢了。
说白了，我们的老百姓对待生活的态度永远以实惠为主。
大家真正在乎的，只是婚礼提供的娱乐性和大吃大喝的机会。
至于说到1982年的具体情况。
人们已经开始与用三轮车、自行车接亲的方式挥手作别了。
再不是七十年代那种，仅靠八辆自行车就能撑起场面的年代了。
婚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有关系的，通常会托朋友找关系，借来汽车充门面。
没关系的，也会自己花钱雇请出租车，奢侈这么一回。
像当初边建军和李秀芝结婚时能那么体面，就是宁卫民参赞的功劳。
否则边家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这小两口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做小轿车是什么滋味呢。
当然了，对张士慧来说，无论怎么样都不是难题。
他虽然没有个好爸爸，可腰里横啊。
花几个钱儿包下几辆出租车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完全不在话下。
另外，他做生意结识的社会关系也不老少，属于路子野的那种人。
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弄来几辆接亲的小车，这些朋友没人会推脱。
不过也得说，恰恰就因为张士慧的情况比较特殊，社会朋友忒多，自己家亲戚少。
他的婚宴该怎么办，倒是有点让人难以决断了。
因为首先，像普通人家那样，搭大棚，自己请厨师，在自家的大院里面摆酒席，前前后后可不少事儿呢。
太琐碎，太耗费精力。光凭张士慧自己可玩儿不转。
而他的父母在大西北需要保密的军工企业工作，请假不易。
能提前两天动身回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就已经和不错了。
根本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所以说，打一开始，张士慧就打算找个老字号的饭庄子包桌办喜事，又排场又省心。
可惜实际操作起来，却没他想象中那么轻松。
意想不到的麻烦出现了，有钱居然还花不出去。
敢情这年头还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在饭馆里办婚礼的呢。
当时京城又是服务业跟不上返城大潮的时候，无论吃喝住行都是人满为患。
根本就没饭庄子的经理愿意接他这业务的。
一来是，人家觉得那么多人一起来吃饭，大张旗鼓的伺候着，忒累得慌。
无论是后厨还是服务人员都不会乐意，何必让职工们对自己心生不满呢？
二是就是当时的人某些观念还是没转变过来。
许多人都认为为了俩人结婚把散客拒之门外，是有一定舆论风险的。
万一碰上哪个顾客较真儿，或者再碰上那个记者多事，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
结果就为这个，张士慧他跑了好几家问，都是白跑，人家都以安排不了回绝了。
好在重文门旅馆跟便宜坊烤鸭店有联营合作关系，张士慧倒是在自己单位说得上话。
可这么办的话，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因为既然在单位的饭庄子办喜事，那领导、同事、别的部门的熟人，个个都不能拉下。
本来邀请的客人就已经不老少，这一算下来，至少得备着四十桌啊。
这是什么场面？
刘炜敬的父母之所以摇头，是纯粹替张士慧心疼这笔钱。
要知道，这年头摆喜酒都是赔本买卖，摆酒席越多越吃亏，收不回多少礼物。
按五十五一桌包席算，光酒席钱就得两千多块。
那真是白白的得扔台大彩电啊，再能挣的人，也得心疼啊。
而张士慧所含糊的是这场面太大了，觉得自己有点HOLD不住。
虽然他不怕花钱，也想要在人生最重要的日子里露露脸，好好大办一场。
可他不傻啊。
跟宁卫民混得时间长了，他也懂得财不露白的道理。
这么大张声势的婚礼要是在别的地儿偷偷办了，倒也无所谓。
由于他请的人除了亲戚，都是有利益关系的朋友，和真正有交情的同事、同学。
没人会琢磨他钱的来路。
可要是落在单位领导和不能交心的同事眼里，那就不一样了。
他认为肯定不少人会心生嫉妒和猜忌，然后就会琢磨某些事儿。
这要没有个合理的借口，必然后患无穷啊。
所以张士慧没辙了。
他就只能跟宁卫民和乔万林这两个知道他底细的人商量，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好。
别说，此举倒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乔万林和宁卫民可都是人精子，一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要按乔万林的意思是，他可以通过关系，帮忙找个单位的食堂问问看。
如果可以，就换个地儿办。
要实在不行，就建议张士慧提前放放风。
随便编个瞎话，说是家里有个海外亲戚就完了。
有了合理的借口，就不会有人深究了。
只要张士慧安分守己，收手别再干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同时乔万林还有个喜讯告诉张士慧和宁卫民。
他说自己因为工作成绩醒目，受到了上级领导看重，很快就要调动到区服务局工作了。
如果张士慧愿意，他也可以把张士慧调到别的单位上班，比如说对面的重文门饭店。
然而宁卫民则说，委曲求全不是张士慧的个性。
他认为，这事儿既然张士慧惦记了那么久，不风光大办一次，估计张士慧日后必定会后悔。
既然如此，干脆大方点，就该怎么办怎么办。
不如由着性子在单位煽一把走，留下一个轰轰烈烈的传说呢。
办完了之后一辞职，跟着他去皮尔·卡顿干，不就得了嘛。
真没了国营单位的束缚，其实也有好处。
那就是怎么挣钱就是完全的自由了。
如果张士慧舍不得放弃现在的财路，还是这样选最合适。
况且老上夜班不是个事儿，忒毁身体。
他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不能影响下一代的质量啊……
总之，乔万林和宁卫民思路不同的主意，虽然不能说让这个问题彻底迎刃而解，就那么符合张士慧的心意。
可至少给他托了个底，让他感到安心了。
他别的没听明白，反正笃定了一条。
最坏的结果，不也就是换个地吃饭事儿嘛，那就这么着吧……
有意思的是，张士慧这头拿定了主意，刘炜敬的父母那头还放心不下呢。
老两口私底下，老实没结没完的跟闺女打听，张士慧到底有多少底子。
倒不是为别的，就因为这婚事，老两口也有自己心里的一本账。
前前后后算下来，他们认为张士慧已经花不少了。
生怕女婿打肿脸充胖子，开销过大拉亏空，那不还是苦了自己闺女嘛。
可哪怕刘炜敬刻意搪塞，只含含糊糊地说张士慧手里有两万现金。
根本就没好意思告诉他们，宁卫民为了成全张士慧，刚刚又还了四万的事儿。
就已经够老两口倒吸口凉气的了。
刘炜敬的妈，瞠目结舌了。
刘炜敬的爸，假牙差点没掉出来。
一万块钱，可就算有钱了！
没想到置办了这么多东西了，这小子还有两个万元户的身家啊！
这得多大的能耐啊！不就是金龟婿啊？
于是愣了半晌，老两口竟然不约而同地跟闺女说。
“别犯傻，你赶紧给他生儿育女，听见没有，你得把他的心拴住。”
“对！婚后你们就尽快要孩子吧！有了孩子，一个家庭才算真正稳当。”
再之后，也就到了筹措婚礼的阶段。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婚礼实际上比结婚证更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公示的行为。
要没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大家可不会认为新婚夫妻就是正式夫妻。
哪怕是物资极为匮乏，没有酒席，只能给来宾分点糖块和香烟的特殊时期。
哪怕是结婚提倡“不请假，不送礼，不铺张”，祝福最多送点生活用品的移风易俗年代。
也一定要举办这么个仪式，绝对不能缺少。
甚至就连家里的老人也不会允许已经领了结婚证，却没“办事”的一对新人住在一起。
这就是结婚仪式在我们国人心目中的位置。
那么可想而知，等到改革开放之后，当民生经济日益得到好转。
老百姓的婚礼，也必然一天比一天变得更隆重，重新讲究起排场来。
毕竟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无论男方女方，谁不愿意风光一回？
于是自然而然的，宴请得到了恢复，新人的衣装变得体面新潮，接亲的过程也越来越热闹。
唯有婚礼的仪式一直没怎么变样。
仍旧主婚人和领导讲话，新人给父母鞠躬，给来宾点烟敬酒的几个程序而已。
顶多最后再让年轻人们闹个洞房也就罢了。
说白了，我们的老百姓对待生活的态度永远以实惠为主。
大家真正在乎的，只是婚礼提供的娱乐性和大吃大喝的机会。
至于说到1982年的具体情况。
人们已经开始与用三轮车、自行车接亲的方式挥手作别了。
再不是七十年代那种，仅靠八辆自行车就能撑起场面的年代了。
婚车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有关系的，通常会托朋友找关系，借来汽车充门面。
没关系的，也会自己花钱雇请出租车，奢侈这么一回。
像当初边建军和李秀芝结婚时能那么体面，就是宁卫民参赞的功劳。
否则边家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这小两口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做小轿车是什么滋味呢。
当然了，对张士慧来说，无论怎么样都不是难题。
他虽然没有个好爸爸，可腰里横啊。
花几个钱儿包下几辆出租车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完全不在话下。
另外，他做生意结识的社会关系也不老少，属于路子野的那种人。
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弄来几辆接亲的小车，这些朋友没人会推脱。
不过也得说，恰恰就因为张士慧的情况比较特殊，社会朋友忒多，自己家亲戚少。
他的婚宴该怎么办，倒是有点让人难以决断了。
因为首先，像普通人家那样，搭大棚，自己请厨师，在自家的大院里面摆酒席，前前后后可不少事儿呢。
太琐碎，太耗费精力。光凭张士慧自己可玩儿不转。
而他的父母在大西北需要保密的军工企业工作，请假不易。
能提前两天动身回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就已经和不错了。
根本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所以说，打一开始，张士慧就打算找个老字号的饭庄子包桌办喜事，又排场又省心。
可惜实际操作起来，却没他想象中那么轻松。
意想不到的麻烦出现了，有钱居然还花不出去。
敢情这年头还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在饭馆里办婚礼的呢。
当时京城又是服务业跟不上返城大潮的时候，无论吃喝住行都是人满为患。
根本就没饭庄子的经理愿意接他这业务的。
一来是，人家觉得那么多人一起来吃饭，大张旗鼓的伺候着，忒累得慌。
无论是后厨还是服务人员都不会乐意，何必让职工们对自己心生不满呢？
二是就是当时的人某些观念还是没转变过来。
许多人都认为为了俩人结婚把散客拒之门外，是有一定舆论风险的。
万一碰上哪个顾客较真儿，或者再碰上那个记者多事，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
结果就为这个，张士慧他跑了好几家问，都是白跑，人家都以安排不了回绝了。
好在重文门旅馆跟便宜坊烤鸭店有联营合作关系，张士慧倒是在自己单位说得上话。
可这么办的话，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因为既然在单位的饭庄子办喜事，那领导、同事、别的部门的熟人，个个都不能拉下。
本来邀请的客人就已经不老少，这一算下来，至少得备着四十桌啊。
这是什么场面？
刘炜敬的父母之所以摇头，是纯粹替张士慧心疼这笔钱。
要知道，这年头摆喜酒都是赔本买卖，摆酒席越多越吃亏，收不回多少礼物。
按五十五一桌包席算，光酒席钱就得两千多块。
那真是白白的得扔台大彩电啊，再能挣的人，也得心疼啊。
而张士慧所含糊的是这场面太大了，觉得自己有点HOLD不住。
虽然他不怕花钱，也想要在人生最重要的日子里露露脸，好好大办一场。
可他不傻啊。
跟宁卫民混得时间长了，他也懂得财不露白的道理。
这么大张声势的婚礼要是在别的地儿偷偷办了，倒也无所谓。
由于他请的人除了亲戚，都是有利益关系的朋友，和真正有交情的同事、同学。
没人会琢磨他钱的来路。
可要是落在单位领导和不能交心的同事眼里，那就不一样了。
他认为肯定不少人会心生嫉妒和猜忌，然后就会琢磨某些事儿。
这要没有个合理的借口，必然后患无穷啊。
所以张士慧没辙了。
他就只能跟宁卫民和乔万林这两个知道他底细的人商量，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好。
别说，此举倒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乔万林和宁卫民可都是人精子，一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要按乔万林的意思是，他可以通过关系，帮忙找个单位的食堂问问看。
如果可以，就换个地儿办。
要实在不行，就建议张士慧提前放放风。
随便编个瞎话，说是家里有个海外亲戚就完了。
有了合理的借口，就不会有人深究了。
只要张士慧安分守己，收手别再干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同时乔万林还有个喜讯告诉张士慧和宁卫民。
他说自己因为工作成绩醒目，受到了上级领导看重，很快就要调动到区服务局工作了。
如果张士慧愿意，他也可以把张士慧调到别的单位上班，比如说对面的重文门饭店。
然而宁卫民则说，委曲求全不是张士慧的个性。
他认为，这事儿既然张士慧惦记了那么久，不风光大办一次，估计张士慧日后必定会后悔。
既然如此，干脆大方点，就该怎么办怎么办。
不如由着性子在单位煽一把走，留下一个轰轰烈烈的传说呢。
办完了之后一辞职，跟着他去皮尔·卡顿干，不就得了嘛。
真没了国营单位的束缚，其实也有好处。
那就是怎么挣钱就是完全的自由了。
如果张士慧舍不得放弃现在的财路，还是这样选最合适。
况且老上夜班不是个事儿，忒毁身体。
他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不能影响下一代的质量啊……
总之，乔万林和宁卫民思路不同的主意，虽然不能说让这个问题彻底迎刃而解，就那么符合张士慧的心意。
可至少给他托了个底，让他感到安心了。
他别的没听明白，反正笃定了一条。
最坏的结果，不也就是换个地吃饭事儿嘛，那就这么着吧……
有意思的是，张士慧这头拿定了主意，刘炜敬的父母那头还放心不下呢。
老两口私底下，老实没结没完的跟闺女打听，张士慧到底有多少底子。
倒不是为别的，就因为这婚事，老两口也有自己心里的一本账。
前前后后算下来，他们认为张士慧已经花不少了。
生怕女婿打肿脸充胖子，开销过大拉亏空，那不还是苦了自己闺女嘛。
可哪怕刘炜敬刻意搪塞，只含含糊糊地说张士慧手里有两万现金。
根本就没好意思告诉他们，宁卫民为了成全张士慧，刚刚又还了四万的事儿。
就已经够老两口倒吸口凉气的了。
刘炜敬的妈，瞠目结舌了。
刘炜敬的爸，假牙差点没掉出来。
一万块钱，可就算有钱了！
没想到置办了这么多东西了，这小子还有两个万元户的身家啊！
这得多大的能耐啊！不就是金龟婿啊？
于是愣了半晌，老两口竟然不约而同地跟闺女说。
“别犯傻，你赶紧给他生儿育女，听见没有，你得把他的心拴住。”
“对！婚后你们就尽快要孩子吧！有了孩子，一个家庭才算真正稳当。”